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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的話給我們啟示

暑假也即將結束,我還是沒有去找其其,只要看看部落格中斷的八月便很容易明白,一旦時間空下來,便突顯出我之於某種方向感的必要預期與接續施行能力的匱乏。這種情況直到月初在北投找到一間可以免費上網和插電的連鎖咖啡店才見好轉。
 
我想到七月底那篇部落格「中國台灣」,縱使有很多精彩回應,最後仍戛然而止——整個八月,除了繼續家裡那些瑣細事務,我想我也頓挫在這一個月以來,從奧運棒球輸了到永遠有最新消息的「阿扁錢匯海外」之媒體轟炸中——我反覆思索這些著了迷般的頓挫有沒有什麼道理,最近終於描繪出思考上的某種參照點:如果說上一篇部落格回應存在著什麼必要去回答的事情,寫作或回應的中止,對我而言,顯示出一種特定的事態,一些事件不同於其他事件,它們之所以能引起情緒,讓情感陷入負面深淵,源於一個不易說清楚的起點:「台灣認同」。
 
之所以不易說清楚,並不是說這種情況不存在,一方面,是因為這種認同可以採取各種形式,自身甚至產生落差極大的曲折,或從一個命題質變成截然不同的另外一回事。當台灣棒球輸給中國,台面上這能讓許多人產生負面情緒,另一方面,就如同我們也常提到「台灣之光」,雖然後者更能造成有別於前者的正面情緒,其內在卻很可能訴諸著同一件事。所謂的形式似乎僅取決於對象的差異,但當我們試圖橫跨對個別事例的辨認,尋求更具解釋效力的參照點,這些情況其實依循著我們內在情感結構之於某類事件的反應模式,某些事,我們與有榮焉,某些事則讓我們感到頓挫。
 
不管「它」到底叫「中華台北」、「中國台北」還是我們多數人偏好的「台灣」,都預設了這種集體主體性的優位性存在,我們在不同的對象上對這種主體性施行投射,不管智性上我們認為要為這些稱呼付出有多麼缺乏意義與進步性,也不管我們是否擔憂這些情感的施行可能導致某種國族主義復辟——當球隊在球場上輸了,「台灣」作為一種會讓你難過的思考/情感位格,相較於早已體制化的「台灣認同」議題,或者相較於馬上之後在這個島上愈顯困難的正名運動,它卻在不斷地由外而內的頹敗與頓挫中,具現出某種主體性效果。
 
當然,老式的評論教條告訴我們,內容才是關鍵,於是很多球迷都會說,其實幾場比賽「內容」很不錯,只是運氣不好輸了,以此生產出及時且必要的自我勉勵;但我更愛的是我的胖學弟吳俊賽後所表示的:「今天你打敗的只是中華台北,你以為你贏了嗎?我們還有中華台中、中華台南、中華高雄、中華台東……」(根據向他進行的求證,這個說法來自BBS),D&G《千高原》的開場白:「因為我們每一個都是好幾個,所以就已經有了一群」。
 
內容與一群,生活是一種集體的社會性內容創造,這種內容或是主動或被動地被生產出來,而一個怎麼樣的群體寧願採取這種總是頓挫了的主體性形式,然後又聲稱我們是一群?我們在什麼意義下可以被視為在一起?這種「一起」的感覺如何生產出它的主體性?
 
可能有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我權宜地稱為「頓挫式的」:在「台灣認同」近來隨著馬上與扁案所遭遇的困頓中,頓挫現在不僅僅位處心理意義層次,藉著辨認出我們如何處在一個對照著自身且對自身產生否定關係的整體中,終於我們發現另外一個主體在這種辯證關係中才具備決定性效力,當結果採取了否定的形式(輸球…),藉由刻意運作出的媒體恐懼(「他們變強了」,自己嚇自己的恐懼「球員壓力太大」,更巨觀的「中國不放棄武力犯台」恐懼),自我勉勵話語所形塑的內容(無論輸贏)都必須先有一個外在,在對照之餘,重點是這個「之餘」補足了早已懸欠的主體性效果,代價是立刻獨立的慾望必須壓抑,在這個意義上,「台灣認同」不僅意味著更大範圍的權力運作,慾望的對象也轉變為恐懼,而恐懼就是說:當我們遭遇應該贏球的合理範圍以外的例外時所會湧現的複雜情緒。
 
第二個層次,或許可以稱為「吳俊式的」:正因為「我們還有中華台中、中華台南、中華高雄、中華台東……」,所以「我們」是雜多、不純粹,我們是動態的,我們作為少數仍然可以逕行匯聚,也許這種匯聚只在想像層次上運作,但「台灣認同」在這裡仍然顯得很生動(這或許是一種能動性來源)——或許現有時局令我們無法立刻自中華某某的從屬位格中脫逃,但這些概念化的差異思考仍提供了避免太快向現實繳械的可能性,如果說「台灣認同」係一種混雜性的主體性概念,為了一個愈顯少數的諸眾(multitude)進行生成,必須創造出特異性,概念不是為了捕捉或再現實體,但它仍然可以藉著捕風捉影以搖晃既有的系統參照。
 
當然,在現實層次上,「吳俊式的」話語馬上會被視為打槍,然而在一個不斷空洞化的藍綠二元板塊中,自我閹割的維持現狀才缺乏真正的政治性——或者應該這麼說,我們不乏的這種政治性通常是為了延續既有社會體制及其所需的行政治理(在這個意義上符合黃建宏翻譯的「政治」[police],而我所謂「真正的政治性」則是意指「政略」[la politique]),我們現在已經充分明瞭「台灣認同」不應該繼續圍繞在同一性的再現體制上,獨立的訴求首先要求的是特異性,甚至不是差異,我們不能任由任何簡化的認同機制錯失了實則由各種殊異的主體所匯聚的事態,但我們也該謹記素樸的差異觀點也可能被用以驅動歧視的各種形式——現在似乎只能暫且歸結:只要這條路不是頓挫的,它便擁有可能性,而對於「我們」的虛擬性生產,對我們日後可能異變成的樣貌盡量地賦予它雜碎般的形像,在同一性的餘暈中曲折出不可辨識的自我形象,以神秘或刻意營造出的陌生感來談論自己最熟悉的事,以虛構出來的「我們」裝出一副事態嚴重的模樣,這便是吳俊的話帶給我們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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