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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underhill, 〈知識普及與基層的知識建構〉

許多我們所熟悉的常識與知識其實多是在近代才開始產生的,而臺灣正是這段歷史的最好例子。在台灣,大部分的實證性科學知識,例如自然科學或人類學,都是在日治時期才開始有大規模的研究,同時與其相關的常識也開始普及於大眾。在當時,知識的普及多藉由三個方面來配套:首先,必須要有國民教育制度的存在,才能使大眾的識字率提高,並具備了對科學的基本信念與常識;其次,也要有通俗刊物的大量生產才能夠配合大眾生活的需求,來將這些科學知識普及化;最後,公共性機構的出現,例如收藏書籍的圖書館與博物館,不僅是普及科學知識的重要據點,它們更是構成近代公共與私人空間的象徵分化。這三項因素彼此環環相扣,提供了一個人由學校銜接到社會教育的資源,同時也創造了一生探索不盡的知識領域。
 
傳播新知的目的在於使一般人能夠適應逐漸現代化的生活環境。在這個環境裡,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越加緊密(人際間的孤寂感實際上是在不同的層次上被討論的,正如「寂寞的群眾」這個詞所具有的語義層次一樣),因而就越加需要共同的規範:不可吐痰、不可隨地大小便,這些舉止都必需要從頭教起,甚而動用刑罰,以使其內化為生活習慣。此外,當時在報刊上也會刊登嘲笑鄉巴佬的文章與漫畫,顯示出背後對「進步」的信心,與傲慢,而「進步」正如「近代」一樣也對行為舉止進行規範,例如不可綁小腳(但可以穿高跟鞋)、禁抽鴉片(但仍有公賣制度,就像現在不可以抽煙但公賣局還是賣煙海撈一樣)
 
我們今天當然不會一廂情願地接受以往被視為進步的各種價值觀。對於前代的知識價值進行反思本身也成為當代的知識特徵之一,同時當代知識傳播的狀況與目的也與過去十分地不同。例如學校與官方機構過去被認為是普及新知識的地方,如今卻是維護民族文化傳統與老人社會福利的地方。甚至在某程度上,官方性質的研究也加深了專業的分化,從而遠離了通俗化的理想。
 
對我而言,專業化是難以避免的,畢竟看著強子對撞機啟動,與背後的數千名科學家,我們不得不承認知識的博大精深。但是專業化的運作一但落於科層化,兩者就常互為表裡,形成於一個封閉於大眾的場域,也會自以為是地免於對社會責任的關照──對他們來說,在有空調的房間念書念到半夜二點就叫辛苦工作。這些人之所以可以如此,是因為他們在知識的階級裡享有某種優位性,而在科層化的狀況裡,其學術品質與其優位性往往名實不符。
 
知識階級的創造基本上背離了現代化中普及知識的理想。理論上,藉由教育的普及,人人皆有可能成為知識人,能夠對公共的事務進行有深度的思考,也都能夠運用思想本身無限的可及性來創造效益或是想像力,而知識的可貴就在於其效益或想像力不會因為作者沒有念碩士或博士而減弱。但是如今活在知識分化裡,年輕的知識份子卻終日惶惶不安,不曉得自己的所學何用,在將自己所學訴諸於專業團體外的結果,卻又往往不得其所,徒增沮喪。一般大眾對於許多事務往往僅僅訴諸於個人經驗,缺乏擴展知識的能力,碰到問題往往不是求助無門,就是訴諸電視權威。
 
對我而言,這是一個歷史現象,未來也有改變現狀的契機──儘管知識的優位性會以各種方式被壟斷:權力的、資源的,以及暴力的審查,但是由於資訊的傳播與知識的載體本身可以是非常輕盈、低成本,壟斷的成本無疑地將越來越高昂,甚而超越「國家」所能負擔的程度。換言之,我們並不缺乏材料與工具,但是對一般人而言,缺的是對文化的關心與參與知識建構的能力。
 
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自然不會是蓋更多的學校,讓所有人變成研究生,而是要正視大眾,向下開放知識,即便是有爭論的知識,也要使其發生在一般性的場域當中。對此,我們,身為少數不幸念過高等教育,同時也大多在有空調的房間辛苦工作的人們,或許可以擬定一些共通的主張。我們能作到的是:首先在傳達專業上的知識時,需要嚴肅地看待表達的技藝,同時能夠以不帶防衛的方式來討論論述的限制。其次在這些被傳達的知識裡,應該更廣泛地包含各種生產知識的方法與技術。這些主張背後的信念是:普及專業知識是我們責無旁貸的社會責任,藉此各種專業知識才能夠儘快地轉換成為常識,並減少任何學者(特別是人文學科)以專業的壁壘來抗拒被檢視。
 
這些被普及的知識與方法,也將成為基層建構己身文化的資源。在我的設想裡,這裡的文化體主要是個人或地方性的知識活動,或可通稱為「基層的知識建構」。無可否認的,基層文化的多樣性使其具有豐厚的發展潛力,官方的學術研究特別是人文學科,也是因為有這些研究材料才能夠成立。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這也是何以普及知識是學者們應然的社會責任,而在另一方面,由於各種專業研究史上的訴求與機構性的限制,官方的知識建構不可能全面地窮盡基層的文化資源與潛力,而在這之中即隱含著基層知識建構的契機。
 
我認為,基層的知識建構不能依附在官方或學術狹義的知識建構中(他們會說這叫「嚴謹」,不過嚴謹也可以有很多方式),而必須在一個更廣義的知識範疇裡建立起無可取代、明確的個人與地方文化意識,它的重要性在於:基層知識建構一旦活絡,對於文化整體就能夠提供多樣性的知識與更豐厚的創造力,藉此也能為我們的社會行動提供更深度周延的原則。這裡所謂的基層包括了個人與地方,而建構者的身份則是知識人,換言之,即理論上的每個人。接下來,我們要重新觸及一些關於知識建構中的基本命題。
 
 
 
2. 資訊與知識的區分
想像你必需去圖書館找書目來寫報告,在過去你或許會在一整櫃的卡片櫃裡尋找你要的作者或編目類別,在今天則是在電腦前敲打鍵盤。這些工具基本上是以某種分類法來進行編排,目的無非是使我們能夠在卷軼浩繁的資料裡,找到我們要的東西,而它們的系統連同每本書背底部的索書號即是資訊的分類。同時在這裡,很明顯地,找到更多的書不代表獲得更多的知識。(慚愧的是,我自己就常常作這種光找書目的事,光買書也是一樣)真正的知識必須透過閱讀、思考,在數本書的內容間進行各種探索比較,而書中的「概念」則是被探索的對象──換言之,大體而言,知識是以彼此相互聯繫的「概念」作為主體,而知識創建的過程則包含了對既有資訊的整合與推理。
 
資訊與知識的區別對於基層知識(個人性或地方知識)的建構特別地重要,因為在此知識生產的目的遠不限於生產論文或實驗,同時也要面對、處理極端龐雜的資訊環境。這些龐雜的資訊來源,簡單來說,其實也體現著我們生活的原貌,這一點只要仔細地分析在生活中實際遭遇的問題數量與尋求資訊的來源,便可理解這種龐雜性。
 
在這種資訊的龐雜性下,儘管我們獲得資訊的能力也已超乎以往,然而知識的建構並未因此變得較為容易,相反的我們需要更多慎思辨別的能力。基層知識的建構首先建立在一個重要前提上:即無論是官方或是非官方,兩者皆有能力生產知識的效用(但不見得是實用)。儘管相對於大型強子對撞機,基層的知識建構規模較小,但知識本身用並不會因此而失去或減弱效用。其次,基於其資訊的極端龐雜性,在嘗試以描述來定義這種知識時,我們應該要放寬定義上的限制,以符合廣義知識的適切與適用性。
 
除此之外,我認為基層的知識建構除了對既定的資訊內容的整理以外,還應包括了推衍新知識的能力:在這之中所謂的推衍、延伸,應該要比學院式的思考更具彈性,不僅限於邏輯式的推論,還涵括了聯想、想像,以及各種思考的方式與可能性。
 
如此一來,在放寬界定與進行推衍的過程裡,知識的系統性要求(為了可傳授性)即被拉至最低限,而即便在這最低限的要求本身,仍可以運用各種非典型的樣式來進行資訊的組織,也有發揮創意的可能性。這麼做除了是因應資訊的特質外,同時藉此我們才能夠將藝術創作涵蓋在這種廣義的知識建構活動中。在這之中,藝術的內容將被視為是一種檢視生活的思考樣式,而藝術創作本身,則將是使基層知識建構有別於官方的關鍵。
 
 
 
3. 個人與地方知識的力量
現代藝術的創作很難不依靠知識,而且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藝術創作隸屬個人性的知識建構,也因此與這裡的基層知識建構密切相關。然而,就我所見到的現狀,創作者卻往往缺乏建構知識的強烈動機,其部分原因或許在於他們對於知識的成見限制了對其可能性的遠景想像。我的意思並非是藝術家要創作出好作品,就要先念過傅科、佛洛伊德、德希達、布爾迪厄或薩依德,相反的,我指的是1)藉由某種獨創的概念系統,來處理、整理各種來源的資訊,使其成為支持創作的背景知識資源,2)在經過長期的的創作後,有無強烈的動機,以己身過去的創作史為對象(資訊),再度以個人的方式,進一步從中推衍出新的見解(知識)
 
這並不意味著,每個人都要在自己七十或八十歲的時候辦回顧展(這不過只是幫自己編圖書目錄而已),而是不斷地與己身創作創造新的關係。這種知識的建構看似意想天開,甚或有種不夠謙遜的意味,但這裡我必需再度強調:相對學院式的思考訓練,即使是小至個人性的知識建構同樣也可以具備效用。在當代官方的巨型知識建構與優位意識下,這種知識建構必須要藉由創造這種知識的效用來找回自己的尊嚴。
 
基層的知識建構必然是「非」官方的觀點(這裡用「非」目的在於涵蓋更多的思考樣式,而不只是「正/反」二元對立的觀點)。唯有藉此,基層的知識建構才能區別於學院的「個‧案‧研‧究」(這類研究往往要依附在一個回顧性的學術傳統裡,論題方向往往是在其中就被決定,徒然犧牲知識生產的其他可能性),一但依附在學術傳統裡,基層的知識建構就會失去個性,自然也難以建立尊嚴。而在建立於有別官方知識的過程裡,藝術創作的手法幾乎是建立個性的必要/充份條件。
 
這種地方知識、官方意識形態,以及藝術創作間的關係,不妨以大江健三郎的《如何造就小說家如我》為例。他回想自己在戰爭末期,祖母與母親所講述的百姓一揆(江戶時期的農民起義)傳說如何「形成我連接宇宙的獨特道路」,進而使他對於當時將天皇視為神的思想感到無所適從:
 
我在《M/T與森林裡奇異的故事》的開頭,對此作了回憶。不過這裡所說的作文是指在教室書桌上完成交給老師的東西。所以我把這種無所適從面向公眾方向來解決。假想宇宙、大日本帝國和山谷森林是媒介存在的關係。
──皇后陛下和我們在一起!
這種心理是戰爭時期國家主義教育訓練所造就的,渴望被絕對天皇制的中心直接同化吸收的周邊心理。不過,雖然我還很小,也覺得那不太可能。因為自然中有植根於山谷森林的祖母和母親講述的這塊土地的傳統。眼前的奧福就是一個用竹槍武裝森林民眾、奮勇抗擊中央政府賦予郡的最高權力的男子漢。[1]
 
大江將這些平民起義的傳說融入了他的創作當中,構成了包括《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等寫作的重要主題。[2]而在《萬延元年的足球隊》裡,他的主要手法,這裡僅能很粗糙地說,即是將農民起義與安保鬥爭進行對位。我覺得,鄉野傳說在他的創作裡重新獲得了尊嚴,並且擲地有聲,而這種藝術手法是不可能出現在學術性的歷史研究裡的。
 
無疑地,大江只是運用這種方式的創作者之一,而儘管我們不乏各種收集文獻資料寫論文的人,但是卻往往缺乏像格林兄弟或卡爾維諾來改寫德國或義大利童話。[3]這些人的創作提醒著我們,對於知識建構的認識過於保守的結果,往往也低估了其間的各種創造潛力。同時我覺得這些例子也對著學者們告訴我們一個事實:改寫原始文獻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既可以自娛娛人,還可以讓大家永遠記得你。
 
 
 
4. 面向現實的可能性
藝術創作在文化的更新扮演著重要推手的角色,沒有這種創造性介入,歷史傳統就只會被其他的事物把持,而所謂歷史的權威性,很可能變成不過是作為爭論哪間大廟是正統的證據,以供民眾求財、求桃花、插頭香的權威參考。創作或許無法改變大眾把錢捐到活菩薩的口袋裡,但是在採取藝術手段的同時,也提供了另一種反思的可能性(因為已經歷了從資訊到知識的建構過程)。至於能否因此喚起大眾深度的文化意識,就臺灣的現況而言,我想我們僅能先求有,再來冀望同一代,或是下一代了。
 
不過我認為這些作品所傳達的某種準確,以及動人的力量,是學術所無法企及的,學術自然也應該跟他們多多學習。本文多從文學段落中舉例,目的也在於懸置資料的考據問題,顯示出在正規的學術研究外,文化可以藉由藝術來呈現另一種不同面貌,喜歡「有效性評估」或是「微觀/宏觀的角度」的人就去評估,我一點都不在乎結果。
 
文學或藝術創作的力量當然不僅於此,同樣的準確也出現在某種不著痕跡的批判描述裡。例如,我們可以在《舞鶴淡水》中對照比較另一種對基層文化的態度,在這裡,場景不是戰爭末期的森林,而是90年代淡水的一場會議,主持會議的是老鎮代的兒子,而老鎮代則在席間「監督」。他們出身於淡水的舊商世家,為家族歷任鎮代的地方政經派系。在召開這次會議之前,他們實際上已經與官方決定要在河岸興建道路。這次會議不過是假借民主的形式來宣布擴建的消息,而淡水原有的景觀與文化資源顯然是他們「形成我連接財富的觀光道路」:
 
小弟鎮代身兼淡水開發觀光理事,有責任監督維護觀光咱淡水,時勢世界潮流觀光第一,民主列車開到咱淡水還是多數決,不怕少數為反對而反對什麼嗲碗鍋,本案小弟可以確實報告各位『事實已通過』,我建議大家回去休歇補睏午,我們生意人要緊時間談生意兼拉票,觀光票房保證淡水咱繁榮。[4]
 
「殺雞取卵」可以用來評論這些短視近利、從小窮得只能吃大便長大的豪強土霸。這個例子也提示出以有限範圍為起點的基層的知識建構,最終仍應回到普及於大眾的方向上,而在這往復流轉的過程裡,不但可以印證知識的無差別性,同時也凸顯出一個事實:若缺乏文化意識,即使是生活在當地,不見得就等於擁有在地知識。我相信藝術創作在這個過程裡,不僅有權表達自己的聲音,也能將基層知識擴及到更大的世界裡,正如我們在臺灣閱讀著格林童話或義大利童話一般,其效用或許不是立即的,卻值得被期待。
 
Underhill
 
 
[1] 大江健三郎,《如何造就小說家如我》,臺北市:麥田出版,2007,頁141
[2] 大江健三郎著、李永熾譯,《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台北市:台灣東販公司,1996
[3] 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編著、倪安宇等譯,《義大利童話》,台北市:時報文化,2003
[4] 舞鶴,《舞鶴淡水》,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頁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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