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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黃建宏「示意"不希望..."的科學性」的回應

我原本很滿意在「電影眼」中以部落格回應出現的樣態,某些我想說的話便得以「鑲嵌」在黃的文章中,刻意地表明師生關係也讓我倍感安全,但現在我把它們貼出來,應該算是比較負責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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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語法1 : 今天的發言是關於 "示意不希望..." 的語意問題
為什麼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這是出社會以後經常遇到的問題 或甚至使用的語法
"示意" 也就是表達意願 或表達意向 感覺上是一種朝向公共性的作為
可雖說是一種表達 卻常常作為一種不公開的表達 也就是說既牽涉公共性又有難言之隱
換言之在一種無法遂行自身意志的狀況下 一改變為私密性的表達
所以在此所謂的"示"其實是一種因為涉及公共性而不得已的暗示方式
同時間 我們要注意的是"示意"既是一種暗示 卻表明著一種意向 也就是說一種難以進行溝通下
或不打算進行溝通時表達意願的方式 所以"示意"通常是單向的
而這個單向指令的確立必須倚賴"權威" 換言之 唯有權威的落差才得以遂行"示意"的表達
當然這權威並非單指巨大的體制 也可能細微到一種性別權力或人與寵物之關係中
這裡逐漸出現"示意"這個語法的細緻層次 也就在於一個矛盾點
表達者既是擁有權威者 卻又在面對涉及公共性時無法言明
表示該表達者的意志必然跟某公共性事務之間有著深切的矛盾
甚至可以假想 當明確的表達會損害其權威時 才會需要"示意"
其實這樣就非常明確地可以知道
"示意"是一種個體意志與公共性事務發生矛盾時 為了能在保護其自身權威下又遂行其意志
違反公共性的一種語法操作
再加上"不希望" 更是在"否定性"的意志下 充分彰顯出其自身權威的不容侵犯
所以 這個台灣常見的語法 "示意不希望..." 就是一種權力不均所展現的暴力
同時在出現這個語法操作時 也意味著權威與某種公共性之間產生了矛盾甚至衝突
這種語法的使用會特別通行在不健全的體制 因為一方面好像有個體制的樣子
另一方面又無法貫徹體制的實質 畢竟個體意志與慾望仍同另一個體之間保持著野獸般的權力鬥爭
台灣確實沒有所謂的制度或體制的實質 畢竟所有的實質都由傳統倫理關係 自由競爭的意識形態所填充
 
 
我的回應:
讀老師的文字或聽老師的課,我總是能深刻地感到受益良多,包括之前在伯朗遇到老師,老師對我半生不熟的論綱的建議是「試著抓到一些概念再去對應我談的那些現象」(意思大概是這樣),這不是客氣話,我認為老師點醒我寫作上若干重要盲點——概念層次的明晰化,確實能夠幫助我這種半隻腳總是在藝術生態與經驗性內容中打轉的傢伙,得到一種多年來未曾感受到的啟蒙力道。
 
但也或許是因為起點的不同,儘管我也認為這篇文章讓我更能進一步思考「公共性」的種種要命的梗,台灣當代藝術圈的「公共性想像」也確實是目前這波討論延伸出的一個重要方向,但我想提出一個看法,或許只能權充為某種補遺——相對於概念層次的明晰,這些概念層次對應的是如何的脈絡內容?這個脈絡內容很可能就是我剛說的那種置身在藝術生態所產生的經驗性內容,於是,我想做的補遺或許是這個問題意識:我們是否能夠區分出「示意不希望」語意問題的脈絡性?
 
我的基本預設是,縱使台灣擁有大爆炸般的大眾媒體,卻無太多具對話關係的內容生產,除了若干新興市鎮,即使在台北這座現代都市,新舊建築、夾雜著最進步的都市生活風格與極富人情味的生活肌理仍相互嵌結,於是當我們回到公共性議題,由於廿年的民主化過程(這對我們許多人來說幾乎就等於頓挫經驗)也不可能快速地致使一種成熟的公共性想像,也因此,體制問題之所以虛假,並不是因為體制太抽象不值一提,而是因為,如果我們還是想像存在著某種超越那寡頭之權威統治的匿名性政治體制,這種想像先是一種期望,而不是我們已置身的實況。
 
於是在90年代,我們遭遇的世代團塊多看似有明晰的理念,內裡卻更像幫派的東西。就這個世代團塊的面向來看,原本指向公共性的「示意」確實會出現老師所描述的那種「改變為私密性表達」的狀態,但我所想像的另一種狀態,這裡的私密性作為一種與公共性互斥的它者,可能也意味著某種更具生產性的東西。
在這個我所謂「脈絡內容」的思索上,我必須說,對於「我們不要再去考慮體制內外」的呼籲雖然含糊,卻也可能意味著對於過往高舉體制、實質卻是搞圈圈之世代團塊的超越。當過去那個相信理念將致使同一性的世代團塊要求我們先不要去考慮體制問題,當他們明明站在體制中卻規勸我們先別想這個,當我們很多人明明看到屬於公共性的快閃行動卻寧可緘默地透過電子郵件溝通點事情,這些現象也許是一種頓挫,但不只是對於公共性想像的頓挫,也是之於虛假的體制想像的一種頓挫,對我來說,這就意味著之於體制問題根本是個假議題的肯認,我們確實離概念層次的公共性很遠,但承認體制問題是假問題畢竟更進了一步,只是它走得仍不夠遠。
 
老實說我很懷疑我們又是能走多遠,但還是有一種激勵人心的灑狗血說法,「倘若我們僅是透過私人關係的影響力便能造成時局的變革,那我們根本就置身在一個理想世界」,但這涉及一種我自認很有梗的想像,也就是我們到底生存在城市還是村子裡的想像,如果說關鍵是這個圈子太小以致理念與現實有著極其複雜的糾結,我們必須認真正視這種可能性:這個不太大的社會之所以不存在公共性是因為根本就是一種大一點的幫派和小一點的幫派的區別,它的公共性想像注定糾結了各種私人關係、乃至由於圈子太小於是公共利益幾可等同於私人利益的弔詭狀態——如果我這種想像為真,問題會轉型為:何以這個明明很小的圈子還是能夠浮現與中心點的認知差異?圈子小,應該說,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體制也是臥底,儘管這當中仍有嚴酷的程度區別,我也幾度反省我這樣想算不算台北觀點?但更複雜難解的問題,仍是杜偉和海產們之前的提問:敵人到底在哪?
 
我認為,敵人是「一個人」,一個善於操弄體制語言的人,她高明之處在於讓我們煩惱要如何選出體制代表,批判之前要如何先進行內部檢查,她讓我們誤認這是操作性的體制問題,讓我們誤以為這是程序,而政治判斷之於專業團隊的支配轉而被中性的行政瑕疵所遮蔽……,與此同時,關心公共議題的村民們藉著這個機會開始生產豐富的自省內容,我也想了不少,為什麼沒有參加快閃?為什麼海如的信這麼難回?我們到底在不在體制內?五位策展人到底有沒有為北美館背書?最後為了公共性的缺席而感到頓挫——雖則局長這番戲耍為我們帶來了知性上的好處(的確讓我們想得更清楚了),卻也讓這個圈子的想像有了新的劃分,但我們不太確定這個對內的劃分此刻是不是必要的。
 
當前的現實問題很清楚:我們要把村民想像成公共場域積極進取的人民,設法避免北美館的當代館化,藝評要批判已經發生的當代館的文化局化,創作者要寫一首關於如何將政治派任塞回一個不同於專業團隊的屁股的歌曲。
 
陶亞倫的〈宏觀調控下的台灣當代藝術〉作為一個最開始的箭頭——也許我們一點都不覺得結果會有啥改變——但我們總是藉此開始能夠想像:村民藉著這個機會終於站起來了!這很可能是2009年最美麗的藝術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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