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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你們是否做好準備(畢業展有感)

以我作為過來人這種老梗來說,無論你是否屬於班上一致認可的潛力股,事實是,畢業之後會怎樣沒有人真正曉得。學生身份的好處便是,你合法地擁有特許的「過渡性」框架,這個身份意味著龐大又奢侈的可能性——無論師長、同學、親戚如何看待此刻的你,眼前仍有一大段路,這段路也許無聊又乏味,卻也允許驚奇的跳躍,只需要一點彎折過的契機,可能性的光芒便將包覆住我們。
 
但在現實的藝術事業路途上,也許有人會提出質疑:在已逐漸成形的藝術體制中,有一大部分與學院體制相重疊,於是畢業生能否考取特定研究所,便意味著他們與藝術現實的距離;然而,儘管這個距離有其客觀層面,但不僅現實並非一成不變的,我們也要提醒自己,以藝術現實來衡量藝術事業的可能發展,也許恰恰與藝術總是隱含的理想性意涵相違背。
 
在體制運作出的各種小政治層面上,這些現實固然憑藉著各種程序性細節支配著我們,然而,一旦我們意識到自己終將有所選擇,一旦我們企圖對現實有所回應——這正意味著某種並非單向的理念介入——一方面,我們也打算進入這個現實,雖然不可避免地將為其捲入,但我們仍企圖創作出某種擾動。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質疑「以現實的有來質疑理念的無」如此單向的思考模式。理念的無,唯有在我們僅是將有或無的界定交付給現實時,才會產生否定性效果——讓我們想像另一種生產性模式,如何藉著凸顯無之於現實所可能產生的擾動?我們可否以自身的無來回應現實的有?這些更像文字遊戲的思考,其實是要改寫「要對現實有所回應」這種老梗的意義,作為老梗,這句話意味著對年輕藝術家的精神喊話:「你們要更有社會批判性」,但在另一個沒那麼偉大的範疇,「回應現實」只是描繪出作品與環境的動態關係,這種動態關係可以創作出一種主體性。
 
我有時會很驚嘆這種所謂「逐漸成形的藝術體制」來得有多快。相較於自己的大學與研究所階段(可泛稱為九○年代下半),當時創作這件事完全無須臆想現實,因為出路根本不存在,既沒有畫廊市場(典型的藝術現實),同輩間不會有人傻到肖想雙年展(這種資歷可以跟支持你的親友交代),學院內的藝術家老師之所以能夠持續創作又是根基在不可能的位置(卡位越來越難),而在我們的藝術教養中更不乏著各種「自主性」潔癖,我們不願將藝術扯上權力政治(這種潔癖完全符合藝評人王嘉驥多年前對年輕世代如何看待體制的觀察:「唯權力論」)——於是,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有限經驗中,最能夠體認的出路就會變成:「看破」,我們想跟藝術圈有距離,雖然不時惦記著它。
 
時至今日,這種距離感或潔癖固然造就出一種像是「不回應的回應」的東西,或者就像林宏璋創造出「頓挫藝術」時意圖指向的轉折點,所謂的「『所欲無可為之』的政治展現」。這種主體或是全然向內或全然向外,但就是不曾同時橫越座標外的兩個象限,它若非從頭到尾的現實,就是最徹底的藝術。而我們的藝術生活也被劇烈地切成兩個塊面,一方面藝術謙卑地自我維護,一方面現實則恣意地擴張,兩者彷彿從未有過交集。
 
這些想法或經驗談,在我任教的兩所藝大畢業班中,今天卻折射出極為不同的效果。連著兩屆,都有北藝畢業生向我表達過類似的憂慮:「畫廊來找我,我要怎麼處理?」在回應這類問題時,由於沒有太多切身經驗,我常給的建議是「你可能要去問某老師,他比較知道市場生態」;但對台藝雕塑系畢業生來說,問題雖更接近我們當年狀況,然而由於當時結論多半是「看破」,我的切身經驗也就顯得貧弱——當然,重點不是不同的學院或創作類型在藝術現實中的態勢演變,雖然理解態勢確實重要——而是當「看破」的背景不同於當年僅僅是一片荒漠,當我們看到有的同輩創作者確實發展的不錯,我有限的經驗究竟能夠提供他們什麼出路想像?
 
我試著作答。首先,這不是我的經驗能夠回答的問題,但或許我可以提供一些概念思考。對於第一個問題,一個可能的出路想像在於:不能僅將現實視為現實,這涉及主觀認定,建議學生尋求有經驗的人談,這麼做雖有其客觀效度,但關鍵卻可能不在於參照對象的有(經驗)與學生的無,而是將我們與現實的交往視為獲取有(經驗)的必要渠道;第二個問題關聯著前者,一方面,這涉及如何評估客觀環境——我們須假定現實並非不能改變,現實之所以得以改變,不僅可以從一個我們當年完全無法預期的當代藝術市場得到證明,進而言之——這涉及我們與現實間的動態關係,我們必須將之於大環境的看破轉型為一種之於生活現實的持續關注,從鄰近我們的那些能碰得到的現實著手,如同前面我試著闡述的「回應現實」,「回應」說明了一種動態,而所謂的主體性就是這種動態關係的後果。
 
現實就在我們旁邊,畢業使得你們不得不與其遭遇,無論你們是否做好準備,我們都要對現實有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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