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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介體制的無距離?在市場機制、學院與年輕藝術家社群之間

這段對話涉及的內容對學院來說極為敏感,但也恰恰描繪出當下藝術學院與藝術市場的緊張關係。年輕的老師們在市區集資開設了一間有畫廊功能的藝術空間,必須說在前面,這是一間經營得非常艱困的藝術空間,重點是,當他們評論一位研究生的作品——這位研究生同時也在該藝術空間舉辦個展——以出現在個展的作品與出現在評圖場合的作品之版本差異為批評標的,年輕老師提出了一個關於創作嚴謹度的問題,何以同時在兩個地點展出的同系列作品,竟有如此大的差異——就在年輕老師提出上述觀點後,年長的老師立刻質疑年輕老師的問題「不應該在學院中發生」,簡言之,這裡存在著立場問題,為免於無端影射,關於這個立場問題,我用自己的話來說:當同一系列作品在兩個場合出現了版本差異,這將對收藏家、藝術空間(畫廊)經營者會造成問題,但這對學院來說卻不成問題。
 
事後回想起來,我完全可以分裂地個別認同這看似激烈的對立,將近廿年的學院生活,年長老師的觀點不難理解,藝術恰恰是指那些現實框架以外的東西,藝術的自主性不是什麼別的,恰恰是那種去除什麼別的之後的東西;但我現在卻也能認可年輕老師的觀點,但這不盡然涉及作品嚴謹度,而是當年輕老師在回應年長老師的質問時,所提出的「態度」——依照年輕老師的說法,他們對待年輕藝術家的態度是一種校友間甚或兄弟情式的拉拔,換言之,他們之所以提問作品嚴謹度的位置不是以藝術空間的經營者自居,而更是一種「關心」。
 
當然,相較於評圖場合訴求的公共性,在如此冷酷的公審制度之審視下,出自關心的表達或許仍顯得怪異,因為這種關心多少顯得私人。但也因為怪異的,它恰切地展示出那預設了評鑑場合的藝術理念與其現實表象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同時也是「藝術圈」那總是混雜著公共性與私人的領域衝突,我們還可以繼續延伸這個唐突的衝突公式:在畫廊展覽中運作的那作為符號交換的商業形式活動本具有的公共性,以及,為構造出一個作為社會部門的藝術學院的藝術存有論只虛擬地存在於一小部分學院人士,現在,這種藝術存有更像一個將某個藝術社群連結起來的共享價值。
 
過去廿年來,我們目睹了一個逐漸成形的當代藝術體制,當中除了獨立的藝術社群、學院,當然也包括市場機制與公部門。然而,當公部門唯一令人記得起來的政策概念是「文創產業」,獨立的藝術社群難以忽略整個當代藝術體制與市場的同一化趨勢——藝術被固化為可交易的商品,美學鑑賞被替代為高品味的消費行為,在這些前提下,我們完全可以認可年長老師對藝術自主性的捍衛有其必要。
 
但這種藝術自主性還可以是什麼?現在它不再囿限於特定藝術類型的藝術存有論,也不太可能存在於一個總是將學院與市場視為衝突的想像世界中。或許有另一種模型,正是透過與這個世界的遭遇方能獲致顯現。如同前述年輕老師對年輕藝術家間所表達的關心,這個關心體現出一種在評圖的公共性場合中顯得不合時宜的私人關係——如此卻讓我們得以描繪出一種特定的主體化過程:年輕老師不合時宜的發言喻示著一種兼具多種身份的主體化過程,而這個過程對應著我們的藝術現實框架——這些年輕教師,在獲取名實相符的全職藝術家資格以前,他們必須盡可能累積一個符合某種國際規格的藝術資歷(策展、兼任講師、藝評、學長姊、藝術空間經營者、經常為採購法服務),更重要的,他們必須連結,他們必須一起做些事,多重角色的事實恰恰是他們曾一起做些事的跡證,身份的混雜是連結的必然後果。
 
然而,從一種更素樸的純粹的藝術觀點來看,年輕藝術家們恰恰生活在前者意圖消除的中介機制之中,他們的連結範疇不再預設著體制內外,於此,我們毫不意外若干意見如此唱衰年輕藝術家:他們不可能展現出體制批判的距離,但與中介體制的無距離,又怎麼能說成是這個世代的特點——這是時代性共業,不論結構出如此時代性的現實究竟有多沈重,主體化意味著現實不再被當成不作為的藉口,而年輕藝術家迎向市場機制未必是說他們活在一個比較幸運的年代,他們在生產、消費中生活,也在被生產與被消費的生活中,經驗著共享的意義與日常活動中的集體性,並進一步地創構出社群的非正式規範,至少,在這裡不再存在權力的階層性。
 
最後補充一點,與中介體制的無距離或許不能用以描繪所有年輕藝術家的命運,對事實佔據多數的非北藝的年輕藝術家來說,正是因為學院中不曾有過出現類似對話的機會,他們與中介體制之間仍存在著一個難以逾越的溝渠,這也讓我這篇文章顯得多此一舉——以同時在非北藝兼課的年輕老師身份來看,弭平這個溝渠卻是一件急迫的義務,我應該邀請一些畫廊經理人到其他學校來物色同樣傑出的年輕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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